作者：王扬  来源：中国出版网 

唐浩明：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举行第四讲，主题是“曾国藩与传统文化”（邓杨/摄）

    中国出版网讯　8月29日上午，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举办的“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第四讲如期举行。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董事、岳麓书社首席编辑，被誉为“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的唐浩明先生应邀作为主讲嘉宾为现场听众展开了一场题为“曾国藩与传统文化”的精彩讲座。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邬书林、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宋明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陈祥如等领导参加了此次活动，讲坛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主持。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主持讲坛（邓杨/摄）

    开讲前，主持人郝振省首先指出，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已成功举办三次。第一次的主题是政治，第二次是经济，第三次是文化，邀请的主讲嘉宾都具有深厚的学养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功底。应该说读书活动初步取得了成功，也初步形成了品牌，不仅引领了国家机关的读书活动，也影响了全国国民阅读的走向和趋势。此次讲坛的主题是历史，演讲的嘉宾是具有极高人气指数的，被誉为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的唐浩明先生，他在编辑、写作、研究曾国藩一发不可收拾之时，自己也成为了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曾国藩因为唐浩明先生恢复了他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应有的地位，而唐浩明先生也因对曾国藩的研究而确定了他在研究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有句口头禅说到，“经商要看胡雪岩，从政要读曾国藩”，这句话不仅给唐浩明先生带来满足感，也让今天的讲坛具有了相当充分的价值。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董事、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唐浩明（邓杨/摄）

    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唐浩明以传统文化为主线，从“曾国藩的长期接受系统正规教育”、“十年翰林生涯”、“世道倾覆之际，铁腕整顿湘军”、“刚强坚毅面对危局”、“夺得天下第一功后的功成身退”、“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以及“曾国藩的‘一生三变’”和“传统文化对他的局限”等八个方面讲述了曾国藩的人生经历和处事态度，深入浅出地探讨了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唐浩明跳出事功政治的圈子，带领大家从文化的角度来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位晚清人物，给现场观众以深刻启发。在唐浩明看来，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养出来的典型人物，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在讲座中，唐浩明首先介绍了曾国藩的家世背景和他接受的长期系统的正规教育。曾国藩出生于世代农家，5岁开始读书，14岁考中秀才，24岁中了举人，28岁考上进士并幸运地考进翰林院。这长达23年的正规教育和多达12次的科举考试，使曾国藩在取得功名、修成正果的同时，也使他的精神世界别无选择地牢牢皈依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精神境界。曾国藩14岁时写过一首诗，诗中说：“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幡。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从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在14岁小小年纪时就已经抱有很大的志向，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传统学术思想对他的熏陶。唐浩明认为，曾国藩这种精神上对传统文化的皈依是近于原始的、本能的，属于生命需要的一种信仰与追求。

    在接受了长期的系统正规教育，获取功名之后，曾国藩迎来了他生命境界的第一次升华，这就是他的十年翰林生涯。唐浩明特别指出，读书一旦与敲门砖脱离以后，他的功效便会变得更加显著。这时的曾国藩在翰林院读书已经和过去23年来将读书作为敲开功名的敲门砖的性质完全不同。他既可借翰林院来广泛的阅读诸子百家等各类的书籍，又可细细咀嚼儒家的经典。曾国藩在这方面的表现促使他早年精神境界的一个重大的升华。

    这个时期的曾国藩还遇到了对他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的晚清理学大师唐鉴。他曾向唐鉴请教修身、读书的妙诀。唐鉴告诉他，应当以《朱子全书》为重点作为修身的教材，并且对这本书不能只是泛泛地阅读，而要做到身体力行。唐鉴告诉曾国藩，修身要内外兼修，内要“主一无适”，即心里认清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外要“整齐严肃”，即言行严谨庄重。关于读书，唐鉴指出学问只有三个门类：义理、考核和文章，而经济之学即治理国家的学问也在义理的范围之内。唐鉴还告诉曾国藩，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是用记日记来自检。曾国藩听从了唐鉴的教导，用《朱子全书》为课本，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修整，去掉自身的缺点，让自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这也是他的字号“涤生”的用意，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这个时期的曾国藩修身主要注重五个方面：一是诚，即诚实、诚信、诚恳、不欺人、不自欺。二是敬，即尊敬、敬畏、恭敬，不怠慢。三是谨，说话要严谨，既不能随便乱说，假、大、空的话不要说，不能道听途说，巧言、讨好话也不要说。四是静，是指内心的宁静。曾国藩认为，人若要不静，反省自己就会看不清楚，所以无论每日怎样的忙碌劳累，他都要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时。五是恒，一是指做事要持之以恒，另一方面是指生活上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度。这五个字的最高境界是“慎独”，就是人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也就是指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按照最高准则来对待。曾国藩按照唐鉴的提示，慎独的手段是记日记，他将自己一天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哪怕是阴暗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对那些不合乎规范的思想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他这样的做法就是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今天的圣贤。他当时甚至写下这样的话：“不为圣贤，即为禽兽”。唐浩明指出，从曾国藩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和行为，可以知道他的修身是真诚的，这样的修身对于人心灵的净化、素质的提高是极有作用的。可以说，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曾国藩在人生的认识上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他从《易经》中明白了“盈虚消息”的道理。太阳当顶了便会西下，月亮圆满了便会阴缺，天地之间的盈满和亏虚是跟随时间在变换，并且消和虚是主要的，盈满的东西是暂时的。他从中悟出人应当要求缺而不要求全，人生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唐浩明指出，曾国藩而立之年的刻苦修身、慎独的岁月让他补上了如何做人这样的重要课程，他的人生境界因此得到了第一次升华，为他日后巨大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而在眼下实实在在的修身慎独也让他得到了看得见的实际的好处。曾国藩在北京做官的12年，安逸稳定之外，便是官运亨通。不仅升迁七次，并且身兼五部，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在大清王朝，湖南人在北京做官这是空前绝后的”。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为自己的人生还做了两个重大的决定：第一个是这一生绝不以升官作为发财的手段；第二个是效法前贤，以澄清天下为己任。也就是当国家出现了混乱、危难的时候要挺身而出，以前代的先贤作为自己的榜样。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咸丰二年，太平军围攻湖南，连破数城，朝廷内外一片愕然。原本在家乡为母亲守丧的曾国藩在这个时候被朝廷任命为团练大臣，维持秩序。曾国藩在世道倾覆之际，临危受命，既有一个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也有保卫父老乡亲的责任感，更有他自己讲过的要澄清天下的使命感。作为一个从内心皈依传统知识文化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具有高于平庸官吏的眼光，他看出眼前的这支太平军与历史上所有的犯上作乱的叛军都不同，他们不仅要推翻朝廷，而且拥有自己的信仰。同时，他也看出团练已经无济于事，朝廷的正规八旗军也已经丧失战斗力，必须另起炉灶，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这也就是后来湘军的雏形。曾国藩依靠这支军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推行他的救世抱负，让普通百姓有安身的环境，他对各类破坏者给予严厉的打击，他授予部下有就地正法之权，一经查实立即击毙，震慑力极大。曾国藩的严酷，为他博得了“曾剃头”的绰号，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通过曾国藩不断的招兵买马，这支军队迅速增长为18000人。这支军队的成功组建，标志着曾国藩完成了从团练大臣到民兵团长再到三军统帅的转变。咸丰四年，曾国藩带着这支以书生为将，以农民为兵的崭新部队，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但曾国藩率领的这支军队出师不利，与太平军作战连连战败，在八方拂逆的困境中，曾国藩以顽强之意志对付危局，并一再鼓励士兵要挺住，终于迎来了转机，连续收复湘潭、益州等数座城池，并取得了收复武汉的胜利，湘军从此名声鹊起。在迎来了短暂的军事胜利期后，战争局面变得艰难起来，从咸丰四年秋到咸丰七年春两年半的时间内，曾国藩陷在江西战场大泥潭里一直没有出头之路，军队连连受到重创，湘军的士气跌入低谷。面对种种内外交困的局势，曾国藩始终没有颓废，没有放弃，他依然不断激励部下要坚持住，正是靠着这种倔强不服输的精神，曾国藩终于渡过了难关，迎来了江南战局的真正的曾国藩时代，并最终力挫太平军，取得了夺取南京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夺得天下第一功后，曾国藩面临的是外表风光无限而内里杀机四伏的微妙局势，他以功成身退为主旨，从容淡定地度过了这段特殊时期。他的功成身退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推功，即功劳是朝廷的，功劳是友军的，他和湘军没有什么功劳，做的是自己该做的事情。此外，曾国藩从此以后，一辈子都不再提起打南京的事情。二是规劝他的弟弟曾国荃明白当时形势的险恶，让他向朝廷主动提出解甲归田。并写下“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样一副对联赠于曾国荃，告诫他在取得显赫战功后，不要忘记保持一颗冷静的心去读书，修身养性。三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曾国藩自剪羽翼，将湘军打下南京的人裁掉94%，以此向朝廷表明自己的心迹。四是在那年的11月，曾国藩全力修复江南贡院，中断10多年的江南乡试科考重新开考。五是尽数撤销为湘军筹响的各种各样的临时的税务局。曾国藩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朝廷对湘军的猜疑和戒备，使得曾国藩本人和整个的家族以及湘军平安渡过了那段微妙的历史时期，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剧的发生。

    介绍了曾国藩的主要政治和军事生涯后，唐浩明也指出，曾国藩具有与时俱进的眼光，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曾国藩深知，中国在包括军火在内的器物制造方面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外国，中国必须在这方面迎头赶上。咸丰十二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一个工厂，这是以西方生产方式制造武器装备的兵工厂，它的诞生标志着新型的工业在中国的出现，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同治二年，曾国藩又主张在美国购买机器，后来以这笔机器为主，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十年，曾国藩又奏请朝廷选拔人才到西方各国学习科学知识。第二年，这项建议成为国策。这件事情被认为是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对近代中国走出封闭，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浩明认为，洋务运动由曾国藩揭开序幕固然是时代的造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无疑是曾国藩具有此种实践的学养的基础，曾国藩从学洋务到自办洋务，担负起了时代赋予他的承先启后的重任。

    唐浩明指出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在学理操持上有过“一生三变”的经历，剖析“一生三变”，其实质为：儒家为体，法、道为用。所谓的曾国藩的“一生三变”，说的是他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曾国藩的“一生三变”，既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他怀抱着经邦济世的宏大愿望，在给自己一生做规划的时候，很自然的选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完整的儒家学术体系。而在那样一个组织持续混乱，弱肉强食的世道，要扭转乾坤，没有强悍、铁腕的手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儒家的信徒要走出书斋办实事都一定借鉴和采用法家的做法，但是法家又很容易造成拔苗助长、欲速不达、众叛亲离的后果，而一旦遭遇挫折，深刻反省以后，又容易接受道家瞬息自然，以柔克刚的理论。唐浩明认为，细细解剖曾国藩一生的学理操守，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学说才是他一生的根本，法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不过是为他所用。

    最后，唐浩明也指出了传统文化对曾国藩的局限。一是曾国藩一生活得很累，他的目标太高远，责任太沉重，持身太刻板，而所有这些都源于他不走样的践行着经典文化的结果。二是束缚太多，他严格的遵守三纲五常的礼教，又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三是晚年的曾国藩处于高位，而且享受盛誉，他本来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大的作为。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保护自己一生的利益，而不再有开拓精神，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思想的体现。四是曾国藩很看重“浑”的修养，他提倡的是“是非了然于心而一毫不露”的美德，他认为谦卑含容才是贵相。唐浩明认为，在曾国藩看来的这种美德，在我们当下人与人交往中往往被看作是事故、圆滑、城府。这种过于含蓄、内敛也正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缺陷。

    唐浩明指出，纵观三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可知曾国藩是传统文化引以为荣的人物，尤其是儒家所期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曾国藩的身上得到了几近完美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曾国藩看到传统文化是如何陶铸人的精神世界，如何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曾国藩这个人来形象的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鲜活的人才具有永恒的魅力。这也便是十多年来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大背景下，“曾国藩”现象久热不衰的真正原因。

    唐浩明先生对曾国藩与传统文化的精彩解读，博得了现场听众持久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后，唐浩明先生一一解答了现场观众提出的有关洋务运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讲坛主持人郝振省在总结时指出，唐浩明先生的讲座给大家带来了诸多颇有价值的启迪。曾国藩在长达23年的政治教育中，在修得正果的同时，也深厚地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翰林院的生涯，是他身体力行着中华文化，完成了生命境界的第一次升华；在乱世中他开展澄清天下为己任训练湘军；在政治和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以传统文化以底蕴，终于迎来成功；在功成之后，他以退为进，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特别是唐先生对他儒道为体的总结和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等等。总的来看，始终以我国传统文化为主线，正是我们源远流长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考验、滋养、成就了曾国藩，而曾国藩也以独特的常人难以所及的毅力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前人没有的贡献。如果说曾国藩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那么唐浩明先生则是研究曾国藩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这也恰恰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所强调和要求的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之所在。

    此次讲坛结束后，还举行了简短的颁奖仪式，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陈祥如为向“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推荐好书的获奖者颁奖。

    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代表40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坛。据主办方介绍，下一期讲坛将于9月26日举行，演讲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演讲主题为“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来源 ：中国出版网